2019年9月7日 星期六

談亨廷頓 沈旭暉

[#沈旭暉隨緣家書] 十多年前出道時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在《明報》談學者亨廷頓的名作「文明衝突論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如何應用到當代國際關係。不少人認為這個理論千蒼百孔,而且已經過時,想不到回到《明報》,放在此時此刻的香港,這個框架卻頗具啟發,而且論證了衝突如何不能調和。

傳統的地緣政治學有所謂的「粉碎帶」(shatter belt)、「緩衝區」,指兩大國際勢力的接壤地區,亨廷頓繼而提出「文明斷層」的概念,預言未來世界將不斷出現「斷層戰爭」。他筆下的斷層,指世界不同文明體系的交接區,往往最容易產生動蕩,例如多種文明交界的以色列-巴勒斯坦、薩拉熱窩、克什米爾、車臣等。同一理論又延伸出另一個概念:「撕裂國度」(torn states),指一些國家或地方內部同時存在截然不同的兩套價值觀,只要導火線出現,天天就是無休止的撕裂。阿拉伯之春後中東、北非各地宗教派與世俗派之爭,可謂典型例子。

亨廷頓認為,這樣的文明衝突發展下來,只會逐步籠統化為「西方 vs 非西方」,原因是「東方」經歷上數百年被「西方」武力及意識形態壓制後,有強烈反彈的欲望,但那是基於物質條件改善的反彈,價值觀上卻始終未能同樣進步。論點一出,一時間被主流自由派學者、威權主義學者都批評得體無完膚,但隨著新冷戰逐步成型,今天的世界觀,卻正逐步向這方向走。昔日是英國殖民地、今天是中國特區的香港,正是處於東西方之間的文明斷層,只要管治模式改變,「東西文化薈萃」可以剎那間變成一個撕裂災區,就像薩拉熱窩由南斯拉夫多元文化實驗樣板變成人間煉獄,不出一年。

根據「世界價值調查」(World Values Survey),香港和中國大陸雖同被歸類為「儒家文明」體系(這本身就很誤導,不贅),但在「生存 VS 自我實踐」(survival versus self-expression)這方面存有很大差異,甚至遠超同被歸類為「儒家文明」的台灣、南韓與中國的距離。事實上,本來兩地的價值差距不是如此誇張,但比較在2008年第5輪調查及2014年第6輪調查的結果,卻發現兩地的價值斷層在統計學上已難以抹煞,這和不少身份認同民調的結論相若。不同學者就反對、支持逃犯條例的集會進行民調,得出的結果都反映出整個價值斷層,前者對民主、自由等價值高度重視,後者則強調穩定、發展,這正是「黃」「藍」兩大陣營各自的基本信念,本來就不能調和,一旦被激化,後果有目共睹。

不少人平日覺得,這些價值差異並不重要,但隨著中國管治模式與西方的差異愈來愈清晰、同時開始強調在香港的「全面管治權」,這些差異開始籠罩著每一個人心中,因為無可避免地逐漸觸及日常生活。我從不是整天談道德和正義的人,甚至剛好相反,但近年發現身為一個香港人,只要觸及一些價值觀底線,幾乎是不可能妥協的。由於概念始終較虛,我們可以形象化以三件事論述:

1. 信用評級體系。據說在內地有「主流民意」支持,而據新浪財經研究,越是精英階層、越是富裕的一群,即覺得自己是贏家的一群,越是支持,理據包括「城市從未如此安全」、「駕駛不再超速」、「終於按交通燈過馬路」等。但對不少香港人而言,一個像是電腦遊戲的信用評級世界、在社交媒體說「錯」一句話可能導致不能購買機票、一舉一動都受大數據監控的生活,已是《1984》的世界,這也是何以月前傳出這系統將於香港實施時,聶德權局長高調闢謠的原因:假如是我城普遍接受的好事,擁抱還來不及,何須否認?但聶局長其實自身難保:當香港學生在清華大學讀書,怎會不按這系統被評級?當香港商人到惠州設廠,對手怎會不按這系統舉報?目前出現的國泰、港鐵事件,社交媒體一片白色恐怖,其實就是信用評級的先聲。這不是說其他國家不會進行大數據管治,這絕對是大勢所趨,但有沒有機制監督政府,就成為不能繞過的關鍵,也是個人自由Vs社會穩定的價值選擇。

2. 再教育。我們毋需參考「外國勢力」媒體對新疆再教育營的報導,只需要參考中國官方文件,因應打擊「恐怖主義」威脅,把維吾爾人集體再教育的手法,是否接受,就能判斷自己的價值取向。按內地網絡民意,似乎政策也是深受歡迎的,論點包括對「恐怖主義」威脅防微杜漸,鞏固中央對自治區的掌控,減低分離主義威脅等;但即使不談對個人自由的犧牲,單是背後對多元文化百花齊放的否定,就超越了一般香港人的底線。目前內地媒體開始以「恐怖主義」形容香港發生的事情,香港教育界已成為焦點,例如已有建制團體提出以「愛國基準試」考勤老師,發展下去,多元聲音堪虞。

3. 六四事件。香港人當年為何對八九六四反應激烈,除了和自身前途問題有關,也涉及價值判斷:一個政權應用盡一切解決問題方法,才訴諸武力,這也是當年包括梁振英、譚耀宗、梁美芬等都一致發聲的背景。這不是否定「外國勢力亡我之心不死」,也不是否定有其他種種背景,但是否接受「殺二萬人換取二十年穩定」的邏輯,就涉及人的基本價值判斷。延伸到今天,香港社會包括傳統建制派、主流精英的八成民意共識,就是設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若在兩個月前出現,幾乎肯定運動已結束,背後就是真正愛護香港的香港人,對盡力避免傷亡的訴求;至於為何最終結局很可能相反,正反映特首採取了一種剛好相反的價值判斷。現在和內地朋友談到香港,「為何警察居然還不開槍」的論述漸成主流,令人無限擔心。

有了實例,我們不妨在夜闌人靜時撫心自問,對以上三大價值觀判斷,有何答案?觀察所及,主流民意如何,心中有數。香港人的追求,早已由「生存」轉化為「生活」,就是歷史上從來沒有真民主,也一向更重視個人權利、自由主義、社會正義、多元文化、全球倫理等後物質價值觀;仍是以「談飼料」、「談生存」的方式解決問題,不只自欺欺人,還是進一步撕裂社會的手段。問題是認同後者價值觀的,卻是一國框架內的絕對主流,而形勢發展下去,利用舉國體制的價值觀,以泰山壓頂之勢,稀釋香港核心價值,逐步成為指導思想,結果只會把香港變成徹頭徹尾的「文明衝突撕裂社會」範例。政府若選擇繼續深化矛盾,基於香港的開放性和國際性,放在文明衝突論框架下,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的結局,會成為中國能否輕易輸出「中國模式」價值觀到一帶一路、乃至全球的指標,港人心底裏的抵抗,亦可能比地表發生的事情更激烈,將出現無休止的消耗戰,這是任何真心希望避免玉石俱焚的特首和政府,所能承擔的歷史責任嗎?

2019年9月2日 明報筆陣

文章來源:

2019年9月3日 星期二

親情和愛情比政治立場和大是大非更基本 政經密碼: 周顯

我在本報的專欄天天刊出,但只有周二是打政治版,一周只講一次,那就有太多想講未講的題材。在眾多題目之中,插了這個在開寫之前一分鐘才突然想起的想法。

近月來的政治爭拗,不少家人、愛人因為政治立不同,因而吵架、分手、互不相認、斷錢斷糧,居然連我的親人,也出現了這狀況。我忍不住就此問題,發表了意見。

我作為歷史學家、科普作家,也是一個哲學家,我所作出來的結論,當然也是科學的,也符合歷史規律,在哲學上也是完全沒有矛盾。

人類在這世上存在,已經有幾萬年了,在這幾萬年來,人類總是環繞家族而生活,靠著親情來維繫,用愛情來結合新的家庭,現時的家族規模雖然大不如前,但父母子女、兄弟姐妹這些基本血緣紐帶,卻依然存在。

然而,講到政治立場,現時認為是天經地義的所有意識形態、社會思潮,在幾百年前,卻被認為是荒誕不經。事實上,今日所存在的所有政治制度,包括了全民普選的民主,共產主義,專制政權,在二百年前也並不存在。

我幾乎100%可以肯定,現時被認為是完全正確的任何思想,在幾百年後,也會被認為是愚不可及……畢竟,人類是會進步的。如果用馬克思術語來講,下層建築影響上層建築,當經濟或科技改變了時,人類的意識形態也會因此而改變。

所以,為了任何政治立場,而影響到親情或愛情,那是愚蠢的,因為親情和愛情是比政治更原始、更科學、更永恆不變。

在這個世界上,更加沒有所謂的「大是大非」,在古時,家族血仇便是大是大非,但在莎士比亞的年代,《羅密歐與茱麗葉》的少年純真愛情,已用文學徹底的指控了血仇抵抗不了男女間天然的愛情。

中國儒家有一個有名的故事︰如果帝王大舜的父親瞽叟犯了罪,舜帝的正確做法,是放棄帝位,背著父親逃亡。這其中的理由正是,犯罪是大是大非,但在親情與是非之間,有人性的應該選擇親情。

以上的,就是我的基本立場,願讀者共勉之。至於我的其他立場,那是有inclination,並非客觀的科學或人性,就不說了。

文章來源 https://www.am730.com.hk/column

「在忍者的世界中,不遵守規定和規則的傢伙被視為廢物,可是,不重視同伴的傢伙連廢物都不如。」<火影忍者>

[投資一周]樓價下跌是調整不是熊市(周顯)

昨日本報報道指,「四大理由」引證樓價轉勢在即,分別是:人民幣貶值、二手樓估值下跌令到父幹減弱、股市下跌,以及美國經濟衰退。

我同意以上評估,然而,這正確說法也有大量問題需要填充。我在本欄講過樓價和成交的「質能互換定律」,意即第一,股票是先跌價格,再跌成交;地產則是先跌成交,再跌價格。第二,成交下跌可以視為價格下跌的變種。

樓價下跌也分為兩種幅度,一種是調整,三幾年會有一次,另一種是熊市,平均二十年一個周期。在調整時,成交會跌很多,但樓價只會跌少少。只有在熊市,樓價才會大幅下跌。在股市,你可以在調整時沽貨,但在樓市,由於交易成本昂貴,所以,投資者的策略,是在調整時避免買樓,但卻不應賣樓,皆因一個把握不準,很容易賣了後買不回來。只有在熊市時,才應賣樓套現。

上述報道,只講了樓價下跌,但卻並沒講到是調整,還是熊市,因此無法據此作為策略。至於我本人,則傾向認為是調整,皆因供應不足的格局並沒改變到。

文章來源: https://hk.finance.appledaily.com/finance/realtime/article/20190903/60004449

2019年8月28日 星期三

倦怠也有程度之分

世界衛生組織(世衛,WHO)今年五月把「工作倦怠」列入職業現象,不過除了過勞外,倦感其實還可受着其他原因形式。

外國近日有一調查表示,打工仔的適應力(Agility)與韌性(Resilence)是決定他們陷入倦感的機會,並能影響倦怠的程度。報告亦將工作倦怠的原因分成六種人格,大家不妨參考一下。

返工做到大叫救命的經歷,想必很多人都試過吧!

美國心理減壓平台meQuilibrium早前就「工作倦怠」訪問了當地2,000名全職員工,探討工作焦慮所引發的現象和行為。 當中,平台用上適應力(Agility)與韌性(Resilence)作分析標準,然而將相關的倦怠程度分為六種「人格」,表示每個的成因、出現可能性及程度都各有不同。

Agility字面意思是敏捷,但調查把Agility定義為適應改變的能力(Ability to adapt to change),所以本文直接採用「適應力」一字作解釋。至於Resilence則解作遇到困難後回復快樂的能力,本文以將它譯作「韌性」。

簡單而言,六種性格分別為:「憂思者」、「調查狂」、「保持現狀者」、「奮鬥人士」、「竭盡全力者」及「改變達人」,各種性格佔受訪者比例及相關分析如下:

1. 【憂思者】
憂思者有愛心,但適應力差,經常擔心同事和老闆會否接受自己,也擔心自己能力不足。他們的靈活性與韌性於六種人格中均屬最低,容易陷入工作倦怠及辭職的風險。報告顯示,七成這類別的受訪者指自己的工作壓力極大,近半(49%)有抑鬱焦慮風險。

2. 【核實者】
核實者的自信心低,同理心不足,與別人的關係亦不好,學習興趣又低,需要幫助學習管理財政和工作壓力。在是次調查中,其實有23%受訪者是經理級別的打工仔,但當中有六成人卻表示自己並沒有出色的解難能力,並有近九成(88%)核實者指自己沒有同理心,六成人表示解難能力差。

3. 【保持現狀者】
保持現狀者,相信現時狀況已經夠好,靈活性差,但韌性適中,兩者剛好平衡,所以他們較不易感受到工作的壓力,也不會花太多心機去學習、建立新的人際關係或改善健康習慣。94%保持現狀況表示不喜歡「尋找和解決每天的問題」。總之,他們不喜歡變化或突發性,思緒早已定型,沒有改變動力。

4. 【奮鬥人士】
奮鬥人士靈活性強,韌性中等。這批人潛力高,但很容易陷入倦怠;雖然他們具巨大成長潛力,學習創新力強,但亦容易焦慮、壓力大,加上缺乏足夠的韌性,令他們無法專心或正確管理時間,然後因沮喪而陷入倦怠。66%奮鬥人士指自己於工作場合經歷的負面情緒多於正面的。

5. 【竭盡全力者】
竭盡全力者做事全心投入,但工作與生活之間亦最難取得平衡,在是次調查中,所有人(100%)都表示他們在工作和生活時間有衝突。不過,他們適應力及韌性都很強,能夠快速適應改變和掌握機會,自信心強。

6. 【改變達人】
改變達人的適應能力超強,極具韌性,是最不容易出現工作倦怠的一群人。 70%的改變達人表示能夠找到工作的意義,91%人更認為自己有很強的解難能力。

其實,從工作而來是的壓力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就算了解自己是屬於哪種性格的倦怠人士,也不代表這是絕對的好或壞。不過藉着這個調查,大家應能對自己有更進一步的了解,這對你管理壓力,在工作表現受到影響前已改善或預防問題發生是很有幫助的。



https://www.hk01.com


BURNOUT
There are 6 types of burnout. Which one do you have?

Burnout Zone
A new meQuilibrium study comprised of 2,000 full-time employees explores the various manifestations and headspaces  of work-induced anxiety, dubbing these “burnout zones.” More specifically “Burnout Zones”  are the types of employee behavior that are the most susceptible to chronic professional stress.

“Through our research, we uncovered six distinct employee segments based on their burnout risk: Soulful Sufferers, Checked Out, Status Quo, Strivers, Stretched Superstars, and Change Masters,” explains Lucy English, Ph.D., VP Research, meQuilibrium. “Of those surveyed, the two segments at the highest risk of burnout are Strivers and Soulful Sufferers. We see this identification as a valuable tool in understanding employee populations. They tell a revealing story about risk and opportunity.”

Soulful Sufferers

This refers to the kind of employees that have trouble adapting to their work environment on account of persistent panic. They worry about how they’re received by their coworkers and executives, they worry about being inadequate specifically in regards to their lack of aptitude to meet tasks that are demanding. On balance, soul sufferers take about 13 sick days a year, and nearly half of them develop depression and anxiety.

Checked Out

Twenty-three percent of “Checked Out” workers are actually managers, even though 60% report having poor problem-solving skills. These professionals are perpetually going through the motions, finding it particularly hard to engage with their work on the day-to-day.

Status Quos

Ninety-four percent of “Status Quos” don’t enjoy “finding and solving problems.” Sixty-four percent report a low connection with work. Generally speaking, these employees don’t like change or spontaneity.

Stivers

“Stivers” have a 27% increased risk of depression, a 54% increased risk of anxiety, and 66% reported experiencing more negative than positive emotions at their place of employment. Their low-resilience is counterbalanced with an intense growth mindset-welcoming complex task with high agility.

Stretched Superstars

Because “Stretched Superstars” boast positivity, self-confidence, focus, and problem-solving skills, they often bite off more than they can chew. The majority of this group lament a dissolving social life purposed by a toxic fidelity to their work.

Change Matters

“Change Matters” workers. the most ideal of all the burn zones are the least vulnerable to work malaise.  Seventy-percent of these professionals observe purpose in their work, and 95% report being comfortable taking on new tasks.

“We can’t totally eliminate stress, which is one of the root causes of burnout, from business — but we can support employees by training them to manage stress better,  and address the consequences before they impact business metrics such as revenue and profit,” adds Dr. English. “Our research provides insight into how change is affecting the workforce and which segments of employees are better able to manage disruption and uncertainty.”

https://www.theladders.com/career-advice/there-are-6-types-of-burnout-which-one-do-you-have

2019年8月27日 星期二

如何搞一個成功的不合作運動 政經密碼: 周顯

如何搞一個成功的不合作運動(上)

不少人認為,我是一個藍絲帶,然而,上周我的一篇《假如外資再次狙擊港元,港府必然棄守》,卻被藍絲罵個狗血淋頭。個人認為自己是來自火星的學者,只管科學和中立客觀分析,如強要劃分,則是個唯利是圖的金絲帶,之所以還未歸邊,只因還未有一方付出值得我歸邊的價格。

無論如何,沒有人認為我是黃絲帶,不過,本文講的卻是不合作運動的正確方法……這固然是違反了我的階級利益,幸好我的讀者也不算太多,影響力不算太大,寫了相信也沒有太大的作用。真正的原因,是我真的是個來自火星的學者,提出好比地球的科學家製造複製人,儘管不道德,但總是忍不住要做出來。這也正如一個作家,老是喜歡寫禁書,發表禁文,導演也喜歡拍禁片。

在網台節目中講過,甘地實行不合作運動的背景,是英國控制了印度的城市,只要瓦解它在大城市如孟買的利益,它在印度的管治也就無利可圖,只有退出了。大家都知道,印度是很大的地方,人們支持不合作運動,就是沒有了收入,只要回到家鄉,就可以繼續快樂地生活下去。事實上,直至今天,印度很多地方,仍是這樣的經濟體系,有點兒自給自足,貨幣經濟並不大活躍。

例如說,一條村有一個理髮師,他為全村人理髮,村中每個人都把自己的農作物、織物送給他,也為他建築房屋,以為居住。所以,他生活得很好,根本不用貨幣。有人邀他到城市,賺取盧布,他不肯,說,如果我去了城市,誰人來為村人理髮呢?

所以,甘地的不合作運動,是完全可以運作的,他也隨身帶著一個手動織機,為自己造衣服。

另一個例子是1925年的香港大罷工,為了響應罷工,足足有十多萬人離開了香港,返回內地生活,這自然可以癱瘓港英政府的經濟,造成了嚴重的後果。

對比今日的香港,是個被圍困的小地方,港人去搞不合作運動,癱瘓了自家的經濟,而不是別人(如甘地的英國,或港英政府)的經濟,而且,自己也沒有鄉下可以逃回去,除非是持有外國護照的那一批啦。今天寫不完,明天再續。

https://www.am730.com.hk/column/%E8%B2%A1%E7%B6%93/%e5%a6%82%e4%bd%95%e6%90%9e%e4%b8%80%e5%80%8b%e6%88%90%e5%8a%9f%e7%9a%84%e4%b8%8d%e5%90%88%e4%bd%9c%e9%81%8b%e5%8b%95%e4%b8%8a-185552


如何搞一個成功的不合作運動(下)

鄧小平說過:「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不發展生產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說是符合社會主義要求的。」

同樣地,貧窮也不是不合作運動,如果藍絲帶合作,黃絲帶不合作,長期下去,只會令到藍絲帶比黃絲帶更有錢,這顯然是不利於抗爭的。

我講過,觀乎歷史,如果要搞罷工,成功的先決條件,就是要執行糾察線,否則你罷工別人不罷,你就吃虧了。8月5日那天,抗爭者在地鐵阻人上班,正是基於這種「迫不得已」。

事實上,工會在成立的初期,就是有著武力成分,醫生拿著手術刀去斬那些無牌行醫的人,電影《殺神特工》說的來自紡織工會的殺手,也不是完全虛構的。

簡單點說,你不能搞不合作運動,搞得把自己一窮二白,說不準還要餓死。美女都讓有錢的藍絲帶媾光了,這多麼洩氣!(記得幾年前,某位著名討論區名筆的女朋友,給一名警察撬走了,引起了網界的熱烈談論。)

像甘地的做法,是隨身帶著紡織機,自我產生經濟活動。在現代的世界,這一個人的經濟活動,自然不可能,可是自我製造出小共同體,卻是完全可以的。

這好比說,在家裏開私房菜,製作一些工藝品,在網上發售,如果你是農民,把產品賣給朋友,現金交收,只要是脫離了由政府控制的經濟體系,已經是有效的不合作運動了。

另外還有,在amazon.com開網店,又或者是搞加密貨幣,這些脫離政府監管的商業行為,在以前也許並不容易,但在現在,由於網上資訊的方便,卻是容易得多。當然了,更完美的是,用加密貨幣來作交易媒介。

很好的例子是希臘,地下經濟的規模,遠遠大過由政府控制的經濟。看國民收入,好像很低,但去到該國,則發現人民生活也頗為富庶,但卻沒有人交稅。

所以,不合作運動,也不一定是騷擾民生,也不一定要影響到自己的生活質素。

很明顯,本文完全違反了我的階級利益,但說科學實話的癖好,令我忍不住寫了本文。福樓拜在寫完了《包法利夫人》後說,我寫了一本罪惡的書,但我的心感到無比的純潔。 

https://www.am730.com.hk/column/%E8%B2%A1%E7%B6%93/%e5%a6%82%e4%bd%95%e6%90%9e%e4%b8%80%e5%80%8b%e6%88%90%e5%8a%9f%e7%9a%84%e4%b8%8d%e5%90%88%e4%bd%9c%e9%81%8b%e5%8b%95%e4%b8%8b-185727


誰是社會的持份者?

在8月9日,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聯同商界,就《逃犯條例》修訂風波見傳媒時,直言示威者「have no stake in the society」,引起了社會的極大爭議,她在8月15日在其臉書澄清,這說法「只係一個誤會」,「香港呢個家你同我都有份」、「We all have a stake in Hong Kong」。

查「持份者」這說法,早已是政治學上長期的爭議,我不知道林鄭月娥對這課題的認識究竟有多深。不過,以港女菁英一貫作風,死背課文是拿手好戲,課外書則永不閱讀,恐怕她也只是鸚鵡學舌,不求甚解。

簡單點說,「持份者」的本質是:社會好比公司,沒有股份,就沒有發言權。

在古代,只有貴族和戰士才享有政治權利,皆因這是他們本人,或其祖先,用鮮血換回來的成果。這政治權利可以說是投票權的前身。

後來,和平的時間太久了,政府需要金錢收入,金權逐漸高漲,於是,付稅的人遂可以享受投票權。法國大革命時,全民戰爭興起,政府需要更多參軍的人去流血、去死亡,正是有義務就有權利,於是逐漸形成了男人全民投票權。

順帶一提,那時的人認為公務員是接受政府薪水人士,因而並非「持份者」,因此不應享有投票權,這才是不折不扣的「公務員中立」。

到了近代,戰事激烈,參軍年齡越發年輕,因此把投票年齡從21歲降到16歲。由於男人都去了參軍,女人的責任愈來愈吃重,經濟實力也快速增加,因而也有了stake,也享有了投票權。至於美國的黑人,不消說,也是因為參軍,才得享有投票權。

說穿了,究竟一個人在社會上的stake,主要是來自先輩的努力,和自己的關係並不大。否則,英女王只是一個老太婆,平白享受了巨額財富和權力,有何stake可言?

Stake來自付出了的代價,這包括了戰鬥、付款、祖輩的遺產等等,如果要把社會上沒有stake的一群撇除出政治權力,沒交稅者、領綜援者、住公屋者,甚至是公務員,都屬於是這一群人。

https://www.am730.com.hk/column/%E8%B2%A1%E7%B6%93/%e8%aa%b0%e6%98%af%e7%a4%be%e6%9c%83%e7%9a%84%e6%8c%81%e4%bb%bd%e8%80%85%ef%bc%9f-185211

周顯專欄 愈民主愈自治 地產霸權愈強大

【周顯專欄】愈民主愈自治 地產霸權愈強大

日前,我在《橙新聞》有文章,題為《假裝愛國愛港的人》,是我近期比較受歡迎和轉載數目較多的一篇,其中內文有說﹕「假如真的有一天,香港『獨立』了,又或者是,自治的高度同完全『獨立』差不多,中央政府完全不管港事了,誰人會最得益呢?

「答案就是﹕香港的土豪,因為他們可以做香港政府的king maker,控制了香港的政經大局。因此,可以得出結論﹕香港的自治程度越高,甚至越是邁向「獨立」,對他們的好處越大。所以,他們和中央政府的根本利益是對立的,這是結構性的問題,從來,地方土豪和中央政府均有這矛盾,不但在香港存在,在其他地方,如美國,也是存在的。不過,這些香港土豪們當然不敢明講出來。」

有位名叫「Gordon Tse」的讀者留言說﹕「大師今次篇文唔掂喎,有真普選嘅話,地產商點解會仲做到king maker?」

很明顯,抱有這種想法的人並不少,這些人都是幻想主義者,內地叫作「民主小清新」,這是一種理想的想法,但很抱歉,並不符合觀察到的現實,因此,也是不科學的,也即是不可能發生的。

在這些「民主小清新」幻想中的世界,民主制度就是人民當家作主,從此社會均富,天下太平,如果香港有了全民普選的民主制度,地產霸權也將不復存在了……

不過,我可以告訴大家,事實是,在全世界的民主社會,都是金權世界,由財閥、富豪家族,甚至是貴族所實質統治,美國如是,韓國如是,英國如是,日本如是,皆因沒有金錢,就不可能被挑選出來競選,這是無法反駁的現實。

因此,我們假如香港有了全民普選的行政長官和整個立法會,結果只會是由控有金權的財閥和富豪家族所控制,除非有人認為,香港是科學上的例外吧。

當然,要想由政治控制金權,也絕對不難,方法就是新加坡式的威權政治,由一些強硬的政治人物,把財閥們控制得死死的,讓他們乖乖的俯首聽命。現時俄羅斯也是採用這模式。

政治現實,可不是幻想中的世界,在現實世界中,並沒有完美的事,你要擁有A,往往就要放棄B,如要同時擁有A和B,就要放棄C和D。你可以說,只要有了民主,財閥統治也不壞呀,韓國雖然很多人自殺,三星等幾間大公司控制了整個社會,在美國,貧富懸殊也是愈拉愈闊,而且犯罪率超高,貧民區的基建破敗,可是,他們的國民的生活也算不錯,也有很多人羡慕呀!

以上的說法,我並不反對,我甚至可以同意,地產霸權也有它的價值,當然,其「價值」是很多人看不出來的,這當然也是程度問題。可是,撇開一切不談,香港的民主程度愈高,自治程度愈高,地產霸權的權力也就愈大,這是錯不了的真理。

http://www.orangenews.hk/finance/system/2019/08/20/010124295.shtml


【周顯專欄】政府與地產霸權的權力消長

日前,我在本欄發表了一篇《愈民主愈自治,地產霸權愈強大》,有讀者留言說﹕「那如何解釋97後,香港房價只升不降?」

這牽涉到地產霸權的理論,本來,我並不想在此風雨飄搖的時候,去批判地產霸權,然而,既然免不了要涉及,也是沒法子的事。

大家可還記得,特區政府在1997年成立了之後,第一個推出的重大政策,究竟是甚麼?答案人人皆知,就是「八萬五」,而「八萬五」很明顯就是推倒地產霸權的政策。

後來「八萬五」為甚麼失敗了呢?答案就是這政策令到樓價大跌七成,對中產階級太過災難性,令到大量中產階級燒炭自殺,社會受不了,董建華政府因而迫得說「八萬五」已不存在了。

這其中又牽涉到中產階級的矛盾、可憐和悲哀。很多時,他們不滿富豪、權貴、統治階層,皆因,他們站在二線位置,都是潛在的統治階層,所以,他們無時無刻希望拉倒現時的權貴,一來是妒忌心,二來是企圖的實質利益。可是,另一方面,他們又是權貴的附屬品,權貴興他們則興,權貴亡他們也亡。

為甚麼呢?中產階級的一部分構成是小商人、高級打工仔,當經濟不佳,權貴滅亡時,他們會首當其衝。權貴的損失當然更大得多,但是,他們的底子厚,因此死得比較慢,通常要在中產階級死得七七八八之後,才輪到他們。

這就是2003年的情況。後來,由於拉倒了中產階級,到權貴挺不住時,中產階級表面上為了自己,實質上也為了主子,出來推倒了「八萬五」,結果就是,中產階級死得不夠多,權貴因而也死不了。

權貴再度上場,會有甚麼情況呢?答案是政府的管治力更弱,更加管不了權貴。

我舉一個例子,假如有官員欲圖侵害權貴的地產利益,後者會利用傳媒做勢,找一些諸如姚松炎的人來做打手,又或者朱凱迪之類的政客,製造民意,然後又可以利用法律程序來打官司,千方百計令到官員的行動失敗,當然也會被上級斥責。官員的天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就不去搞算了。

特區政府的問題在於投鼠忌器,因為建制派的一半力量來自商界,當反對力量愈大,政府只能更加倚靠商界的力量。梁振英政府的初期,曾經約束過一輪地產霸權,樓價一度下跌,但是後來反對派的聲音太大,所以到了後期,梁政府也變得無所作為了。

這就是我常常對朋友說的﹕「你可以指責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任何事,我也沒異議。但是就和地產霸權勾結一事,卻是無的放矢。八萬五就是最好的證明。反而,民主派和地產霸權不管在政治上是如何對立,但在利益上,卻是一致的。」

這也牽涉到一個基本理論﹕小政府,大市場,表面上沒有破綻,但實際上,當權力分散,到處飄的時候,最有力拿到權力的,不是小市民,而是權貴。這好比鈔票到處飛,拿到的不是所有人,而是大隻佬和黑社會。所以,當特區政府的權力愈小,地產霸權的力量就最大。

這當然只是概括之言,皆因很多政府都是由當地豪門權貴所控制,權力大只代表了幕後家族的利益。但這問題拉得太遠,為了便於理解,唯有用簡化了的二分法。

反之,政府的權力大,又或者是打倒了地產霸權,樓價下跌,誰人的得益會最大呢?

第一是依賴政府生活的人,例如公務員,他們完全不受經濟盛衰影響,樓價和物價跌了,反而提高了其相對購買力。

第二是低下階層,不管市況多差,最底層的基本工作,如倒垃圾,洗碗等等,是不愁沒工作的。

第三是有賺錢能力的年輕企業家。假如資產價格高企,既得利益階層壟斷了社會資源,但當資產大跌,年輕企業家有更多的機會去攀上高位。

事實是,在2003年後的幾年,這些人全是得益者,但是,當大量市民反對「八萬五」的時候,他們並沒有走出來支持董建華。

http://www.orangenews.hk/finance/system/2019/08/27/010124908.shtml


香港的政治運動歷史上發生過無數次  政經密碼: 周顯

很多年前,「壹傳媒」進軍台灣,當時台灣由「中時」和「聯合」兩大報業集團壟斷市場,財雄勢大,很看不起其財力與水平,對此,嗤之以鼻地說,我們台灣人不像香港人般的沒文化,對於煽腥色的新聞報道方式,和狗仔隊文化,不可能會接受。

結果呢?「壹傳媒」登陸一年之內,已成為台灣傳媒的霸主,把一眾比其財力勝過十倍百倍的地頭龍,打得七零八落,全無還手之力。

由此可以見得,人類是有共通的特性,不管說得如何的天花亂墜,但是碰上了生物學、心理學、市場學等等的基本原理,不管是在哪一個社會,哪一種文化,都可得出類似的效果。

很多年前,香港人見到台灣人打架的政治文化,覺得很難以理解,認為斯文的香港人不會這樣做。但現在已用事實證明了,當放在適當的理境,有了適當的催化劑,香港人是絕對會做出其他所有社會所有人類的同樣事情。

在好幾年前,我寫過一篇文章,指出當時香港人對於內地人和新移民的仇恨程度,已不在1933年希特勒上場之前,德國人對猶太人之下,事實是,在相同的時間軸上,俄國人和法國人對猶太人的憎恨程度,也許比德國人更深,不過這兩國當時並沒有戰敗的痛苦,也沒有希特勒這個催化劑,所以才沒有爆發德國後來發生的事情。

既然香港人的心理狀況脫離不了生物學和心理學的客觀現實,也即是和所有人種並沒分別,因此,我們不難從以往發生過的無數歷史中,推理出未來發展的方向。只是或許我們身在其中,不願意去接受自己也不過是普通人這個現實而已。

正如我講過,也有無數人講過,包括了支持民主的人士,第一,仇恨容易製造,卻難以消除。第二,仇恨是製造戰鬥力的最大動力,而政治力量來自戰鬥力。第三,重大的人民矛盾不能用民主方式解決,皆因雙方都無法勸服對方,只能透過武力戰鬥,去分出勝負。

如果香港是窮地方,早就爆發血腥戰爭了。只是因為太過富有,既得利益者不願放棄利益,被統治階層則不願意放棄舒適生活,因此才打不起來。而這,暫時看來,顯然是個死結。

https://www.am730.com.hk/column/%E8%B2%A1%E7%B6%93/%e9%a6%99%e6%b8%af%e7%9a%84%e6%94%bf%e6%b2%bb%e9%81%8b%e5%8b%95%e6%ad%b7%e5%8f%b2%e4%b8%8a%e7%99%bc%e7%94%9f%e9%81%8e%e7%84%a1%e6%95%b8%e6%ac%a1-186317



2019年8月17日 星期六

「除惡勿盡、與敵共存」才是真正的大國崛起 浪子心聲 (17/8/2019)

上文討論「香港有什麼病?」,以「糖尿腳」比喻香港長期「高樓價」導致「年輕人置業絕望」和「無法分享香港經濟成果」,在樓價再創新高及政府民望低企下,特區政府竟然在短短幾個月內推出具爭議性的「逃犯條例修訂」,輕易被「有心人」激發大批青年以「玉石俱焚」的心態上街抗爭,盡情表達不滿。上星期起,特區政府開始以「警察加強執法」,治理這個「年輕人反送中」的傷口,警方執法力度適中,效果不錯,雖然不能令傷口癒合,由於現階段香港病情嚴重,情況應可接受。特區政府在週四亦宣佈多項「紓困措施」,獲得不少市民歡迎,對穩定人心及增強自身免疫能力應有一定幫助。希望特區政府繼續努力,在10月的施政報告真正推出為年輕人帶來希望的新政策。  
  
由於「抗爭活動」非常有組織,在策略上對警方的行動反應迅速,難以相信沒有「專業人士」在背後支持,為他們出謀獻計,才能產生如今這樣的亂局。近日各媒體廣泛流轉多個背後亂港黑手的可能性,最為廣泛流轉當然是「美國」和「台灣」,這些外地勢力利用香港作為推翻中央的基地,中央亦在官媒對此有所表示。而另一個廣泛被討論的是「內地江派勢力利用香港動亂奪權」,大多數港人應無法有足夠訊息量瞭解誰是真正的幕後黑手。有人說要對付這樣的黑手,就要像治療「癌症」般以「除惡務盡」徹底清除所有「癌細胞」,出動解放軍或武警清除所有示威者,這樣中國和香港所付出的代價是難以想像,中國經濟發展隨時有可能倒退多年,香港的「一國兩制」獨特國際形象亦可能即時消失。
  
在網上現任台北市市長「柯文哲」有一視頻論述「從癌症治療看政治」,分享他從醫30年當中對癌症治療概念的改變,從前他發現病人有癌細胞,一定會把它幹掉,以「除惡務盡」的心態治療。比方說發現乳癌腫瘤,開刀手術標準是安全距離要5公分,在發現癌細胞的乳房位置上下左右前後各挖5公分,因此整個胸壁就挖掉了,形成胸壁一個窟窿,手術需補皮,傷口好大,有時候傷口會感染,變得很難照顧,傷口癒合時間非常長,也許這病人還能活10年,可是都在照顧這傷口,當中的生活品質不見得好過。

他後來慢慢對癌症治療的概念有所改變,從除惡「務」盡,改為除惡「勿」盡,當發現一小撮癌細胞,就簡單把這一小部分徹掉,然後再來給它化療一下。當有一天腫瘤變大,再給它電療一下,腫瘤又消下去,若然再長大,再給它標靶治療打一下,它又消下去。就是這樣不斷手術、化療、電療、靶治,各式各樣的方法,雖然癌細胞還存在,但病人不用有一個大傷口,還可生存很久如10年,這樣「與敵共存」的病人生活品質比大徹除治療就差太多了。
  
從此「柯」發現疾病不見得要徹底殲滅,所以他開始想,我們在社會上,常常看見不喜歡的人,要把他們幹掉嗎?要把他們徹底從你的社會中消滅掉,要花很多大代價。在政治上「殲滅敵人」,常產生「政治併發症」,代價很高。若能從「除惡務盡」轉到「除惡勿盡」,以「與敵共存」這個癌症治療概念治理社會,代價就少得多,社會動盪就能減低,更容易平穩發展。
  
這個「除惡勿盡、與敵共存」的概念對現今香港治理「抗爭活動」應有參考價值,這班年輕人其實只不過是過去回歸22年,特區政府管治失敗的受害者,在這一刻特殊的政治環境下,再受到「有心人」的利用,才走到這一步。若能以「除惡勿盡」的心態治理他們的抗爭運動,以香港警方依法處理遊行示威活動,用適度的武力驅散、拘捕、檢控方法處理,雖然不能完全停止他們的遊行及暴力事件,但「與敵共存」所付出的代價就小得多,亦能對西方國家展示我國對「一國兩制」的承諾和堅持,讓香港市民隨時可以遊行表達不滿,更顯得「中華人民共和國」真正的大國崛起。

文章來源: http://www.property.hk/article_content.php?author=PHK_FORUM&id=66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