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城都說親子教育，有怪獸家長，就有怪獸也不如的子女。
親子教育成為迫切危機，證明中國人只可以患難，不可以富貴。車胤鑿壁偷光，蘇秦懸髮刺股，都是越貧窮越爭氣成材的例子。中國的儒家教育，只限於教小孩如何在困境裏學好，中國傳統文化，並無教貴族的孩子怎樣在逆境裏求存。
英國的寄宿學校比較正常：小孩家中越有錢，送來此處，教師越要將小孩往困逆處施教。即使是威廉王子，送到寄宿學校，也與一般平民姊弟一同打欖球，一樣在球場草地上跌跤。回到宿舍，王子的房間不是貴賓五星級，一樣舊木地板，卧室裏的溫度與其他同學相同。
這就是中國人所謂富起來了之後，教子女越來越頭痛的原因。因為家長有了錢，不想小孩再重複父母從前逃難、沒飯吃、穿不暖的苦日子。但問題是：吃不飽穿不暖，在中國社會傳統中，已經延綿兩千多年。據說當今是中國人物質日子過得最好的時世，都怪苦難的記憶太厚，有錢的日子太薄，不像英國、歐洲、日本的父母一樣，中國沒有有錢的豐裕記憶，也沒有中產階級。今日的小孩難教，是因為父母忙着翻身作主人，連同以為子女也是主人，只有他家的菲傭，才是延續自己世代悲劇的奴隸。
中國的父母在機場、酒家、商場，放任小孩喧叫，一面笑瞇瞇看着。中國人自以為是世界的中心，出國後不理會他人感覺。中國的父母連同其子女，更是世界中心當中的核心。每個母親都認定其子女是天才，將來考奧數得冠軍，哈佛牛津爭相取錄。為了準備這一天的來臨，父母當然要在孩子十二歲之前，讓他看過東非動物大遷徙，以及赫爾辛基飛冰島，看過北極光。
因為千百年來的每一代，都在山溝裏的那條村子，翻過一座大山以外的光景如何，從來沒見過。英國寄宿學校的國情不同：人家三百年前已經縱橫四海，東印度公司在南洋開發橡膠林，傳教士在非洲宣揚聖經。祖輩越是貴族，越是在槍林彈雨中見識過貧窮、疾病、蠻荒。這樣的家長，越不會像中國的虎媽一樣大起大落的極端：前半生她當完紅衛兵，被驅趕到河南農村插隊，向貧農學習，中間經過許多事情，下半生她忽然滿身的歐洲名牌，在洛杉磯和溫哥華都買了豪宅。如此父母，以平衡的角度教導子女如何關懷世人、設身處地為他人着想，當然不可能。
父母如此，你教他子女怎麼辦？交給所謂列強殖民三百年，你自己靠邊站，讓帝國主義來替你直接教子女，一定好。
陶傑
http://hk.apple.nextmedia.com/supplement/columnist/%E9%99%B6%E5%82%91/art/20160424/19583461
2016年4月25日 星期一
什麼人訪問什麼人﹕人生的下半場：另一條跑道 (沈旭輝)
什麼人訪問什麼人﹕人生的下半場：另一條跑道
問﹕星期日生活
■答﹕沈旭暉，國際關係學者，於中大任教，據維基百科，研究方向包括中國民族主義與外交、國際反恐、中美關係、香港涉外關係等。
問：聽說你打算離開香港生活，和香港形勢有關嗎？
答：我是將會轉換工作環境，但沒有想得那麼消極。兩年前結婚時，已是當作farewell party，說和香港形勢有關，我想是宏觀關連，多於微觀政治。我畢竟是研究國際關係的人，在香港，愈來愈難找到和國際接軌的土壤，這和政治無關，但做國際關係的感到窒息，也難免和政局有互動，而這樣的氣氛，令我覺得在海外對人對己對大局都是多贏。先談香港，再分享人生規劃吧。
其他文章：【世界閱讀日】World Book & Copyright Day：閱讀就是告別無知，求個明白（文：李薇婷）
問：近來由財爺開始，社會興起談昔日本土情懷，記得你和呂大樂曾有筆戰關於「昔日情懷」，若由讀書時代談起，什麼是你心目中的昔日的香港？
答：我們這代人在九十年代初長大，那是人生最快樂的歲月，也是香港最黃金的日子。上星期，我們中學會考二十周年同屆聚餐，說來我們是回歸前最後一屆會考生，最後使用有皇冠校徽的一代人。那晚找回和彭定康合照的古物，當時我是學生會主席，參觀港督府，滄海桑田。我很懷念九十年代的時光和人情味，而沒有遇過一個同代人更喜歡今日「新香港」，真的，一個也沒有。那是為什麼？
除了感情，我想，關鍵是當時英國殖民主義的高壓消失了，中國國家主義那一套未來，社會一切用「自己的方法」解決，香港經濟文化都處於全球領頭地位。那時候互聯網剛出現，還有單純的社區情懷，有類似Head Prefect帶領逃學到百樂戲院看三級電影的集體回憶。我們一代沒有太單一的成功模式，同學固然有醫生律師bankers，也有賭博大師奇人異士，大家互相欣賞，在不同意識形態之上，有共同的認同；像ViuTV那位CEO是同屆學生會的同學、結婚時的兄弟，試映那天我在他身旁，但從沒有互相抽水，我們很珍惜這份brotherhood。社會也應該是那樣的：就像安裕前輩，他在《明報》前做過《蘋果日報》、《大公報》，客氣的說我母親在大公報教導過他，一代精英背後，肯定有超越左中右的身分認同。在舊香港，哪間報館會裁掉他呢。
問：為什麼香港回歸了，就失去了情懷？
答：有些結構是不能改變的，像全球化、中國崛起，但香港究竟發揮什麼功用，卻在最高管治者一念之間。在大歷史，以非黑即白態度演繹國家主權、中央地方關係的，並非常態。在帝國時代，直接管治有限，容許了諸般地方特色，印度是最好例子：英國取代了王公大部分權力，但保留了地方政權和儀式，只為印度文化加添了新元素，到了印度獨立，反而開始打壓地方。港英管治時，香港由精英到民間，都習慣了既不和政權對着幹，又能保持地方特色的身分認同，在北京眼中也有「馬馬虎虎的愛國主義」（鄧小平語），這是夾縫中生存的智慧。但北京不習慣間接管治，只問「為什麼港督那麼大權」，而不會深究英國何以派小量文官就能管治，結果「虛權實化」，寫報告系統還要政出多門，一切水清則無魚。一葉知秋，我們的中學，就是很好的例子﹕作為官校龍頭，回歸前無為而治，大家都做「SAS-SSS」那樣的傻事，卻培養大量精英，現在才崇尚阿媽教仔的micro management。又像以前誰想到大學管理委員會會討論一個lecturer的合約？
問：近年香港愈來愈騷動不安，年輕一代的不滿尤其明顯，你接觸不少學生，覺得他們的絕望能否改變？
答：上一代強調經濟，但新一代更在意認同。讓我分享一個故事﹕上星期在一位總領事家宴，遇上一位內地金融精英，他管理數以百億計的基金，言談間，以自己來了香港25年而不懂一字廣東話、永不看香港新聞、公司只有一個香港畢業生做高級職員為榮，認為改善香港大學水平只能無限制向全國招生，中港矛盾是因為港人喪失優越感。我有很多內地朋友，交流很密，但最受不了這態度。我不斷目視總領事，相信他明白我暗示：聽君一席話，連我老人家也幾乎產生青春的躁動，何况天天被這樣訓話的年輕人？
問：特首選舉在即，你的世紀婚禮為人津津樂道，應該有候選人接觸過你？換人能解決問題嗎？近日北京對港政策似乎有變，你有何看法？
答：在這議題，我推掉所有瓜田李下的東西，得失了很多前輩。但恕我直言：有沒有一個候選人能解決香港的任何結構性問題？我真的問過，沒有一個敢說「能」，頂多認為自己能令社會紓緩幾個月。那誰當特首，除了對身邊的人有影響，又如何？
回歸以來，存在一系列不能調和的矛盾，本土主義只是回應、是果，「土地問題」也只是權力問題。真正關鍵，像「國家民族資本」和「自由市場資本」的競爭，國內不同集團利用香港處理「財務」的流程，無論誰當特首，利益受損的都一定反撲。反撲方不會大聲說「我要利益」，只會天天打小報告，總有一條線能打通，罪名一定和外國勢力、國家安全有關，這源自北京以香港為「美國重返亞太前哨站」的定位。加上在北京眼中，香港除了人心未回歸，司法機關「過分獨立」等「問題」始終要解決，不會因為換了人，「遠景」就不存在，因為中國需要香港，但是否需要「香港人」，那是另一回事。當矛盾浮面，鬥爭一來，本土主義是必然回應，誰當特首都不可能不處理，假如軟處理，自己卻又會被處理。要改變這些，需要同時具備一套方方面面都能理順的論述、香港內部執行力、中國政壇活動力、國際社會溝通力，我看不到上世代有這樣的人。
問：這情况下，香港本土主義興起，是否不可逆轉？
答：同事李立峰教授調研發現，8％選民自稱「本土派」，比例相信會持續上升；要是「本土派」兼容其他身分，肯定成為一代人的主流。結構性問題已是死結，加上「虛擬國家」興起，本土主義者毋須改變現實，也能感受到存在價值；中國民族主義未來十年只會更強，也要地方主義作對立面。當年輕人成了「既失利益者」，自然不再受制於這一代「不能談港獨」的潛規則，而在可見將來，他們不可能忽然變成持份者，思潮只會延續。從前社會精英能限制這類思想，因為政府通過他們間接管治，但他們的能量，卻在時刻表態的新香港被消耗殆盡，社會怎會有buffer zone？
問：你認為港獨可行嗎？本土主義走下去會怎樣？
答：我常說自己是國際關係的半個realist、半個constructivist。根據現實主義，怎樣計算，港獨的可行性都無限接近零，任何一個主流國關學者都會這樣答，而我不嚮往任何形式的狹隘民族主義。但代入constructivist身分，我卻要問：難道本土派不明白？當然不是。即使一個運動達不到本身綱領，卻往往有想像之外的效果，「change」，才是本土主義真正momentum所在。我認識好些高度理性的教徒，心底裏不信神，也不在乎天堂，但相信跟教義走，總會achieve something，這種不可測性，不是能計算的──這是metaphor，明白的就會明。因此，高高在上說《基本法》、博弈論，教訓不要這樣、不要那樣，自以為看破世情，大是不必。任何能幫助香港identity在世界長存的事，溫和、激進、建制、本土，都是有價值的，唯一沒有價值的，只是在舊遊戲被屈機。我相信物極必反，根據東歐案例，所有抗爭都嘗試過後，要麼成功，要麼失敗；只要不成功，也得如常生活，保持自身核心價值，靜待時機，才是王道。香港人有多少韌力，怎樣在元氣耗盡後復元，才是考驗。
其他文章：《瑪嘉烈與大衛》港式戀人絮語 輕喚觀眾回到電視前（文：黃雅婷）
問：你最愛的「本土價值」是什麼？
答：我珍惜的香港，有一種吸納其他文化的底蘊，把西方的、東方的、古代的、現代的，全部融在大熔爐之內，產生了金庸武俠小說、衛斯理科幻小說、亦舒愛情小說、Canton Pop，這些都是很特別的fusion，足以在人類史佔一席位。曾俊華關於本土主義的話，我完全認同﹕「香港作為一個移民城市，像我這種因着人生偶然，在香港出生、成長，然後往返於世界各處的例子實在多不勝數，甚至可說是一種香港常態。所謂『香港人』這個身分，亦因着這個背景而成為一個流動而立體的概念。今天社會上有一種聲音，嘗試將『香港人』這個身分作出教條式的定義，強要辨別誰『是/不是香港人』，忽略了香港社會長久以來的多元本質，實在令我摸不着頭腦，而這種爭論，最後肯定不會得到實在的結論，相反只會挑起永無休止的矛盾和爭拗，實在毫無意義。」香港的價值，正是一塊把不同文化體系吸納再造的海綿體；把彈性掠乾，香港就不是香港了。即使一國兩制保不了，也不能令香港文化在全球消失。
問：你假如不在香港工作，又怎樣看待移民？
答：我十多歲時，也說過本土派年輕人常說的話。那時候家人想移民，我說我不走，要移情願靠自己的能力；我畢業時放棄留在海外，覺得拿了獎學金就應該回來，黃金歲月已給了最愛的地方，我覺得無愧於心。但說移民等同「不負責任」，難道不狹隘？流散各地的亞美尼亞人，多過今天亞美尼亞國家內部的總和，對維繫認同，貢獻極大；庫爾德人沒有在西方的精英，不可能保持國際注視；Edward Said或孔誥烽不在美國教書，怎能為巴勒斯坦和香港著書立說？八十年代到現在，移居海外的港人和後裔已過百萬，我大量親戚朋友定居海外，他們不但是香港身分認同的持份者，也是團結對象，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
問：那離開香港主要是什麼原因？既然有能力團結各方，為什麼逃避？
答：我想，研究國際關係的人躲在香港，才是逃避吧。當年回港只有一個目標，就是普及國際關係這學科，這也是中學開始的情意結；別人眼中的政治機會，對我反而是負累。我有同理心，懂得製造大家庭的工作環境，可以發掘人的優點，observant而不會micro manage，這些我不會妄自菲薄，但我不要「政治潛能」：除了不希望國際關係身分本末倒置，我對社交生活、政治操作的強烈厭惡，超乎你們想像。而在一個不重視國際關係的地方，無所不用其極推廣國際關係，也是有限度的，再做下去，就出現marginal diminishing returns了。加上香港和新加坡、台灣相比，沒有國際研究的critical mass，以此為基地，很快塘水滾塘魚。為什麼你訪問我？因為坊間對我的興趣，在於社會網絡、家庭生活、月入多少、Facebook抽水、根據網典和某女神是否有一手、和健吾能否組成hehe組合，下刪一萬字，說到狗和外星人，也未到國際關係，我覺得，OK，但夠了。香港是否還需要我住在這裏呢？起碼在未來十年，也不需要吧。
但我很看重香港認同，我今天的一切，沒有香港身分，什麼也沒有。在別的崗位、別的地方，自己固然海闊天空，對香港何嘗不是創造其他可能？即使過去十年我住在香港，也幾乎有一半時間在世界各地，演講開會從不忘記弘揚香港這品牌，不是忽然一趟全球演講那種。離開影響因子遊戲後，也希望做一些和「全球文化香港」有關的研究，關於香港paradiplomacy的學術論文，我相信我是寫得最多的人之一。其實香港身分認同可以建構更多同心圓，像數十年前，香港認同和南洋說廣東話的互通，這個「全球嶺南文化區」概念，也許才是香港的未來。我覺得，我們也有責任extend下一代的地理想像，禮失求諸野，才是保全元氣之道。我們有自己的專長、自己的方法、自己的舞台，但心底深處，其實有共同目標，假如香港就這樣消亡，誰都不甘心。只是我不認為存亡的定義，只是1100平方公里罷了。
問：那會否繼續在中文大學工作？會不捨嗎？
答：我明白任何職位改變，都容易有無謂忖測，我和校方都希望清楚分享，所以以下這段和他們溝通過，很官方：第一，我剛做完的appraisal，研究、教學、行政都是最高excellent等級，學校希望我留下；第二，我對我不同單位的領導觀感也是excellent，沒有任何不高興；第三，有不少大學、head-hunters找我做其他工作，我沒有考慮，因為我不是要轉工，而是要換跑道；第四，我希望離開香港工作，而校方希望我保留目前職位，所以我提出了辭職，而校方建議先放一年假到別的地方，保留所有directors的titles，充電後再決定是否回來；第五，校方說歡迎隨時回來，而即使決定不回港，也依然是中大客席教授。我很感激他們的善意，所以必須表白：我是中大人。
但坦白說，人是要知所進退的。感謝沈祖堯校長和社科院兩任院長的信任，我知道以我的年紀和副教授級別，當目前幾個programs的director已是極限，即使多做十年，也不會做得更多。我享受由零開始策劃新programme，很喜歡我的同事和學生，對他們每年的拜年唱K感到很warm，也對我們比「一帶一路」先到哈薩克、蒙古、以色列感自豪。但正因為這樣，才應該選擇離開的時候，保留美好的回憶。我做全球研究課程主任4年、全球政治經濟碩士主任7年，還有研究中心也是創立人，是時候交棒，追求在大學以外的夢。誰想一生人做一份工？
問：你之後做什麼工作？怎樣才是你的理想生活？
答：我的座右銘一是「隨緣」，二是「知所進退」，看似互相衝突，其實不知進退，又怎會有緣？我已三十多歲，不年輕了，希望遠離公眾視線，加上過去十年我努力做幾份工作，已做了退休前的正事，是時候贖回自由。我的夢想除了剛才說的「全球香港」，在個人層面是建立一些公司和品牌，curate國際關係和glocalization概念，專注幕後，而不是無休止在象牙塔追求影響因子、或在公共空間飾演青年才俊。具體而言，excel內有六樣目標，包括籌備各地一籃子的國際關係研究所、將它們結成網絡；開一間國際關係顧問公司；研發國際關係的教育產業；催生深度旅遊、咖啡店、多媒體等產業；繼續當媒體的國際主筆；同時如前述，在大學保持客席角色，而且希望接觸不同學生，例如明年會開始教EMBA課程。這些規劃不少已找到投資者和partners，只差走出來那一步。
問：你打算什麼時候離開香港？未來住在什麼地方？
答：夏天後，我會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希望用一年時間過渡，在新加坡、台灣、香港、一個歐洲地方、一個國內地方，催生前述那些國際關係機構。假如一切順利，之後每年會花不同時間，在這幾個地方工作居住，多和家人相處。早前訪問過謝安琪，聽她說捲入政治的無奈、暫別樂壇的決定、照顧家人的心願，當然我們的公眾程度很不同，但出奇地有共鳴。
問：這樣說，是否因為出道十年後，感到中年危機？
答：大概是的。數個月前，我寫了一篇「三十五歲的太平天國」，有不少迴響，我想同代人都有差不多的心態。不少人為了事業，放棄興趣，到了女兒出世前，我很強烈意識到必須重拾人生，但又擔心沒有年輕時的毅力。於是忽然希望減肥，一個月內減掉三十多磅，包括戒掉五歲開始每天兩包的薯片和檸檬茶。然後我覺得，ok，應該還行。
問：最後，會否擔心後悔所作的決定，例如放棄政治機會，或目前的工作？
答：還是那句話，知所進退吧。像過去幾年，我發現不應再做《光明頂》，然後應離開Roundtable，然後對媒體訪問和專欄應可推則推，然後Facebook專頁必須抽身交給團隊（那是有幾十個朋友參與運作的），否則社會不會流動，自己也不會進步。交班後，感到無比暢快。若能選擇退場的時候，必會有緣再聚；凡事太盡，緣分定必早盡。我們是時候think out of the box，不要被單一工作、單一樓宇、單一地方，綑綁一生。認識很多前輩，每天有很強的不安全感，到了50歲理應安穩，卻又重新開始找工作，因為要延長退休，豈不是終生長憂？不少家長以為子女沒有了自己照顧不行，其實是自己沒有了子女當寄託不行；那些政治老人天天說為香港好，其實是否只是需要這遊戲chok存在感，你我心知。當社會不質疑你的能力和地位，就是時候尋回自己。假如在三十多歲、有價有市、有理想有現實的時候不改變，十年後，再也沒有改變的空間，人生就白過了。
（原文載於2016年4月24日《明報》星期日生活。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
http://news.mingpao.com/ins/instantnews/web_tc/article/20160424/s00022/1461470508881
問﹕星期日生活
■答﹕沈旭暉，國際關係學者，於中大任教，據維基百科，研究方向包括中國民族主義與外交、國際反恐、中美關係、香港涉外關係等。
問：聽說你打算離開香港生活，和香港形勢有關嗎？
答：我是將會轉換工作環境，但沒有想得那麼消極。兩年前結婚時，已是當作farewell party，說和香港形勢有關，我想是宏觀關連，多於微觀政治。我畢竟是研究國際關係的人，在香港，愈來愈難找到和國際接軌的土壤，這和政治無關，但做國際關係的感到窒息，也難免和政局有互動，而這樣的氣氛，令我覺得在海外對人對己對大局都是多贏。先談香港，再分享人生規劃吧。
其他文章：【世界閱讀日】World Book & Copyright Day：閱讀就是告別無知，求個明白（文：李薇婷）
問：近來由財爺開始，社會興起談昔日本土情懷，記得你和呂大樂曾有筆戰關於「昔日情懷」，若由讀書時代談起，什麼是你心目中的昔日的香港？
答：我們這代人在九十年代初長大，那是人生最快樂的歲月，也是香港最黃金的日子。上星期，我們中學會考二十周年同屆聚餐，說來我們是回歸前最後一屆會考生，最後使用有皇冠校徽的一代人。那晚找回和彭定康合照的古物，當時我是學生會主席，參觀港督府，滄海桑田。我很懷念九十年代的時光和人情味，而沒有遇過一個同代人更喜歡今日「新香港」，真的，一個也沒有。那是為什麼？
除了感情，我想，關鍵是當時英國殖民主義的高壓消失了，中國國家主義那一套未來，社會一切用「自己的方法」解決，香港經濟文化都處於全球領頭地位。那時候互聯網剛出現，還有單純的社區情懷，有類似Head Prefect帶領逃學到百樂戲院看三級電影的集體回憶。我們一代沒有太單一的成功模式，同學固然有醫生律師bankers，也有賭博大師奇人異士，大家互相欣賞，在不同意識形態之上，有共同的認同；像ViuTV那位CEO是同屆學生會的同學、結婚時的兄弟，試映那天我在他身旁，但從沒有互相抽水，我們很珍惜這份brotherhood。社會也應該是那樣的：就像安裕前輩，他在《明報》前做過《蘋果日報》、《大公報》，客氣的說我母親在大公報教導過他，一代精英背後，肯定有超越左中右的身分認同。在舊香港，哪間報館會裁掉他呢。
問：為什麼香港回歸了，就失去了情懷？
答：有些結構是不能改變的，像全球化、中國崛起，但香港究竟發揮什麼功用，卻在最高管治者一念之間。在大歷史，以非黑即白態度演繹國家主權、中央地方關係的，並非常態。在帝國時代，直接管治有限，容許了諸般地方特色，印度是最好例子：英國取代了王公大部分權力，但保留了地方政權和儀式，只為印度文化加添了新元素，到了印度獨立，反而開始打壓地方。港英管治時，香港由精英到民間，都習慣了既不和政權對着幹，又能保持地方特色的身分認同，在北京眼中也有「馬馬虎虎的愛國主義」（鄧小平語），這是夾縫中生存的智慧。但北京不習慣間接管治，只問「為什麼港督那麼大權」，而不會深究英國何以派小量文官就能管治，結果「虛權實化」，寫報告系統還要政出多門，一切水清則無魚。一葉知秋，我們的中學，就是很好的例子﹕作為官校龍頭，回歸前無為而治，大家都做「SAS-SSS」那樣的傻事，卻培養大量精英，現在才崇尚阿媽教仔的micro management。又像以前誰想到大學管理委員會會討論一個lecturer的合約？
問：近年香港愈來愈騷動不安，年輕一代的不滿尤其明顯，你接觸不少學生，覺得他們的絕望能否改變？
答：上一代強調經濟，但新一代更在意認同。讓我分享一個故事﹕上星期在一位總領事家宴，遇上一位內地金融精英，他管理數以百億計的基金，言談間，以自己來了香港25年而不懂一字廣東話、永不看香港新聞、公司只有一個香港畢業生做高級職員為榮，認為改善香港大學水平只能無限制向全國招生，中港矛盾是因為港人喪失優越感。我有很多內地朋友，交流很密，但最受不了這態度。我不斷目視總領事，相信他明白我暗示：聽君一席話，連我老人家也幾乎產生青春的躁動，何况天天被這樣訓話的年輕人？
問：特首選舉在即，你的世紀婚禮為人津津樂道，應該有候選人接觸過你？換人能解決問題嗎？近日北京對港政策似乎有變，你有何看法？
答：在這議題，我推掉所有瓜田李下的東西，得失了很多前輩。但恕我直言：有沒有一個候選人能解決香港的任何結構性問題？我真的問過，沒有一個敢說「能」，頂多認為自己能令社會紓緩幾個月。那誰當特首，除了對身邊的人有影響，又如何？
回歸以來，存在一系列不能調和的矛盾，本土主義只是回應、是果，「土地問題」也只是權力問題。真正關鍵，像「國家民族資本」和「自由市場資本」的競爭，國內不同集團利用香港處理「財務」的流程，無論誰當特首，利益受損的都一定反撲。反撲方不會大聲說「我要利益」，只會天天打小報告，總有一條線能打通，罪名一定和外國勢力、國家安全有關，這源自北京以香港為「美國重返亞太前哨站」的定位。加上在北京眼中，香港除了人心未回歸，司法機關「過分獨立」等「問題」始終要解決，不會因為換了人，「遠景」就不存在，因為中國需要香港，但是否需要「香港人」，那是另一回事。當矛盾浮面，鬥爭一來，本土主義是必然回應，誰當特首都不可能不處理，假如軟處理，自己卻又會被處理。要改變這些，需要同時具備一套方方面面都能理順的論述、香港內部執行力、中國政壇活動力、國際社會溝通力，我看不到上世代有這樣的人。
問：這情况下，香港本土主義興起，是否不可逆轉？
答：同事李立峰教授調研發現，8％選民自稱「本土派」，比例相信會持續上升；要是「本土派」兼容其他身分，肯定成為一代人的主流。結構性問題已是死結，加上「虛擬國家」興起，本土主義者毋須改變現實，也能感受到存在價值；中國民族主義未來十年只會更強，也要地方主義作對立面。當年輕人成了「既失利益者」，自然不再受制於這一代「不能談港獨」的潛規則，而在可見將來，他們不可能忽然變成持份者，思潮只會延續。從前社會精英能限制這類思想，因為政府通過他們間接管治，但他們的能量，卻在時刻表態的新香港被消耗殆盡，社會怎會有buffer zone？
問：你認為港獨可行嗎？本土主義走下去會怎樣？
答：我常說自己是國際關係的半個realist、半個constructivist。根據現實主義，怎樣計算，港獨的可行性都無限接近零，任何一個主流國關學者都會這樣答，而我不嚮往任何形式的狹隘民族主義。但代入constructivist身分，我卻要問：難道本土派不明白？當然不是。即使一個運動達不到本身綱領，卻往往有想像之外的效果，「change」，才是本土主義真正momentum所在。我認識好些高度理性的教徒，心底裏不信神，也不在乎天堂，但相信跟教義走，總會achieve something，這種不可測性，不是能計算的──這是metaphor，明白的就會明。因此，高高在上說《基本法》、博弈論，教訓不要這樣、不要那樣，自以為看破世情，大是不必。任何能幫助香港identity在世界長存的事，溫和、激進、建制、本土，都是有價值的，唯一沒有價值的，只是在舊遊戲被屈機。我相信物極必反，根據東歐案例，所有抗爭都嘗試過後，要麼成功，要麼失敗；只要不成功，也得如常生活，保持自身核心價值，靜待時機，才是王道。香港人有多少韌力，怎樣在元氣耗盡後復元，才是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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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你最愛的「本土價值」是什麼？
答：我珍惜的香港，有一種吸納其他文化的底蘊，把西方的、東方的、古代的、現代的，全部融在大熔爐之內，產生了金庸武俠小說、衛斯理科幻小說、亦舒愛情小說、Canton Pop，這些都是很特別的fusion，足以在人類史佔一席位。曾俊華關於本土主義的話，我完全認同﹕「香港作為一個移民城市，像我這種因着人生偶然，在香港出生、成長，然後往返於世界各處的例子實在多不勝數，甚至可說是一種香港常態。所謂『香港人』這個身分，亦因着這個背景而成為一個流動而立體的概念。今天社會上有一種聲音，嘗試將『香港人』這個身分作出教條式的定義，強要辨別誰『是/不是香港人』，忽略了香港社會長久以來的多元本質，實在令我摸不着頭腦，而這種爭論，最後肯定不會得到實在的結論，相反只會挑起永無休止的矛盾和爭拗，實在毫無意義。」香港的價值，正是一塊把不同文化體系吸納再造的海綿體；把彈性掠乾，香港就不是香港了。即使一國兩制保不了，也不能令香港文化在全球消失。
問：你假如不在香港工作，又怎樣看待移民？
答：我十多歲時，也說過本土派年輕人常說的話。那時候家人想移民，我說我不走，要移情願靠自己的能力；我畢業時放棄留在海外，覺得拿了獎學金就應該回來，黃金歲月已給了最愛的地方，我覺得無愧於心。但說移民等同「不負責任」，難道不狹隘？流散各地的亞美尼亞人，多過今天亞美尼亞國家內部的總和，對維繫認同，貢獻極大；庫爾德人沒有在西方的精英，不可能保持國際注視；Edward Said或孔誥烽不在美國教書，怎能為巴勒斯坦和香港著書立說？八十年代到現在，移居海外的港人和後裔已過百萬，我大量親戚朋友定居海外，他們不但是香港身分認同的持份者，也是團結對象，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
問：那離開香港主要是什麼原因？既然有能力團結各方，為什麼逃避？
答：我想，研究國際關係的人躲在香港，才是逃避吧。當年回港只有一個目標，就是普及國際關係這學科，這也是中學開始的情意結；別人眼中的政治機會，對我反而是負累。我有同理心，懂得製造大家庭的工作環境，可以發掘人的優點，observant而不會micro manage，這些我不會妄自菲薄，但我不要「政治潛能」：除了不希望國際關係身分本末倒置，我對社交生活、政治操作的強烈厭惡，超乎你們想像。而在一個不重視國際關係的地方，無所不用其極推廣國際關係，也是有限度的，再做下去，就出現marginal diminishing returns了。加上香港和新加坡、台灣相比，沒有國際研究的critical mass，以此為基地，很快塘水滾塘魚。為什麼你訪問我？因為坊間對我的興趣，在於社會網絡、家庭生活、月入多少、Facebook抽水、根據網典和某女神是否有一手、和健吾能否組成hehe組合，下刪一萬字，說到狗和外星人，也未到國際關係，我覺得，OK，但夠了。香港是否還需要我住在這裏呢？起碼在未來十年，也不需要吧。
但我很看重香港認同，我今天的一切，沒有香港身分，什麼也沒有。在別的崗位、別的地方，自己固然海闊天空，對香港何嘗不是創造其他可能？即使過去十年我住在香港，也幾乎有一半時間在世界各地，演講開會從不忘記弘揚香港這品牌，不是忽然一趟全球演講那種。離開影響因子遊戲後，也希望做一些和「全球文化香港」有關的研究，關於香港paradiplomacy的學術論文，我相信我是寫得最多的人之一。其實香港身分認同可以建構更多同心圓，像數十年前，香港認同和南洋說廣東話的互通，這個「全球嶺南文化區」概念，也許才是香港的未來。我覺得，我們也有責任extend下一代的地理想像，禮失求諸野，才是保全元氣之道。我們有自己的專長、自己的方法、自己的舞台，但心底深處，其實有共同目標，假如香港就這樣消亡，誰都不甘心。只是我不認為存亡的定義，只是1100平方公里罷了。
問：那會否繼續在中文大學工作？會不捨嗎？
答：我明白任何職位改變，都容易有無謂忖測，我和校方都希望清楚分享，所以以下這段和他們溝通過，很官方：第一，我剛做完的appraisal，研究、教學、行政都是最高excellent等級，學校希望我留下；第二，我對我不同單位的領導觀感也是excellent，沒有任何不高興；第三，有不少大學、head-hunters找我做其他工作，我沒有考慮，因為我不是要轉工，而是要換跑道；第四，我希望離開香港工作，而校方希望我保留目前職位，所以我提出了辭職，而校方建議先放一年假到別的地方，保留所有directors的titles，充電後再決定是否回來；第五，校方說歡迎隨時回來，而即使決定不回港，也依然是中大客席教授。我很感激他們的善意，所以必須表白：我是中大人。
但坦白說，人是要知所進退的。感謝沈祖堯校長和社科院兩任院長的信任，我知道以我的年紀和副教授級別，當目前幾個programs的director已是極限，即使多做十年，也不會做得更多。我享受由零開始策劃新programme，很喜歡我的同事和學生，對他們每年的拜年唱K感到很warm，也對我們比「一帶一路」先到哈薩克、蒙古、以色列感自豪。但正因為這樣，才應該選擇離開的時候，保留美好的回憶。我做全球研究課程主任4年、全球政治經濟碩士主任7年，還有研究中心也是創立人，是時候交棒，追求在大學以外的夢。誰想一生人做一份工？
問：你之後做什麼工作？怎樣才是你的理想生活？
答：我的座右銘一是「隨緣」，二是「知所進退」，看似互相衝突，其實不知進退，又怎會有緣？我已三十多歲，不年輕了，希望遠離公眾視線，加上過去十年我努力做幾份工作，已做了退休前的正事，是時候贖回自由。我的夢想除了剛才說的「全球香港」，在個人層面是建立一些公司和品牌，curate國際關係和glocalization概念，專注幕後，而不是無休止在象牙塔追求影響因子、或在公共空間飾演青年才俊。具體而言，excel內有六樣目標，包括籌備各地一籃子的國際關係研究所、將它們結成網絡；開一間國際關係顧問公司；研發國際關係的教育產業；催生深度旅遊、咖啡店、多媒體等產業；繼續當媒體的國際主筆；同時如前述，在大學保持客席角色，而且希望接觸不同學生，例如明年會開始教EMBA課程。這些規劃不少已找到投資者和partners，只差走出來那一步。
問：你打算什麼時候離開香港？未來住在什麼地方？
答：夏天後，我會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希望用一年時間過渡，在新加坡、台灣、香港、一個歐洲地方、一個國內地方，催生前述那些國際關係機構。假如一切順利，之後每年會花不同時間，在這幾個地方工作居住，多和家人相處。早前訪問過謝安琪，聽她說捲入政治的無奈、暫別樂壇的決定、照顧家人的心願，當然我們的公眾程度很不同，但出奇地有共鳴。
問：這樣說，是否因為出道十年後，感到中年危機？
答：大概是的。數個月前，我寫了一篇「三十五歲的太平天國」，有不少迴響，我想同代人都有差不多的心態。不少人為了事業，放棄興趣，到了女兒出世前，我很強烈意識到必須重拾人生，但又擔心沒有年輕時的毅力。於是忽然希望減肥，一個月內減掉三十多磅，包括戒掉五歲開始每天兩包的薯片和檸檬茶。然後我覺得，ok，應該還行。
問：最後，會否擔心後悔所作的決定，例如放棄政治機會，或目前的工作？
答：還是那句話，知所進退吧。像過去幾年，我發現不應再做《光明頂》，然後應離開Roundtable，然後對媒體訪問和專欄應可推則推，然後Facebook專頁必須抽身交給團隊（那是有幾十個朋友參與運作的），否則社會不會流動，自己也不會進步。交班後，感到無比暢快。若能選擇退場的時候，必會有緣再聚；凡事太盡，緣分定必早盡。我們是時候think out of the box，不要被單一工作、單一樓宇、單一地方，綑綁一生。認識很多前輩，每天有很強的不安全感，到了50歲理應安穩，卻又重新開始找工作，因為要延長退休，豈不是終生長憂？不少家長以為子女沒有了自己照顧不行，其實是自己沒有了子女當寄託不行；那些政治老人天天說為香港好，其實是否只是需要這遊戲chok存在感，你我心知。當社會不質疑你的能力和地位，就是時候尋回自己。假如在三十多歲、有價有市、有理想有現實的時候不改變，十年後，再也沒有改變的空間，人生就白過了。
（原文載於2016年4月24日《明報》星期日生活。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
http://news.mingpao.com/ins/instantnews/web_tc/article/20160424/s00022/1461470508881
2016年4月23日 星期六
女人沉默代表甚麼？
最女人——女人沉默代表甚麼？
我經常收到男讀者們的求助電郵，說是完全搞不懂老婆或女友在想甚麼，因而吃了不少苦頭。我見大家咁慘，今日就在這裏醒一些「貼士」給各位男士，希望日後大家對着女友懂得避開地雷，保住條命。
老實講，男女吵架的原因，十之八九都無聊到震。但人類依然朝着這個窮極無聊的方向發展，而數千年來並未因此而絕種，可見男女相處的矛盾一般都不會去到死人塌樓那般嚴重，那就讓我們周末放輕鬆，用較為幽默的態度去看待另一半吧。
你唔講 我點知
先談談一位男讀者的個案。他跟太太兩小口子生活，有次放假一起坐在沙發看電視，他突然有點肚餓，便打算落街買麵包。臨出門口之前，他問：「老婆，我去買麵包，要不要給你買一個？」老婆不答，繼續看電視。男人於是買了一個麵包，回到家裏津津有味地吃起來。嘩，死梗啦。老婆看着非常火大，罵道：「邊有人好似你咁自私？只買自己嗰份！」男人還未醒水，仲敢駁嘴：「我明明問過你要唔要麵包，你都無答，咁我點知你肚餓？小姐呀，如果你想食，咪出聲囉……」「我唔出聲你就唔使理我啦！你根本都唔錫我……（女人開始飲泣起來）」「嘩我幾時唔理你呀！我唔理你就唔會買咁多手袋畀你啦……」「啊！咁你宜家即係好唔滿意啦！（開始核爆喊）」二人冷戰，而最後當然是男人像死狗般哄回老婆，但哄時哄，心裏依然覺得好氣，不過為了息事寧人，唯有低低地認句錯。
男人之所以這麼生氣是因為兩個字—委屈。如果有做錯而被罵，服。但他覺得自己根本沒有做錯，明明已經問了老婆要不要買她的份，卻得不到回答，現在竟反過來怪責他，條氣就唔順。然而站在老婆的角度，她也同樣覺得自己沒錯。為甚麼會發生這樣的矛盾？重點就在於這一句：「你唔講，我點知？」女人的沉默，可圈可點。懂得解讀女人的沉默，就算不能助你發達，也可以保你平安。
做男人 要醒目
以上述個案來說，那位港女的沉默即係yes。她其實不是不答，而是未來得及回答，老公已經出了門口。很多港女做選擇時都會有點猶豫不決，例如拿着餐牌誓願，這裏的牛扒很出名啊，但阿媽話牛肉好毒……雞肉比較健康，但我昨天才吃過呀……魚也不錯，但會唔會好淡味呢……男人呆着等等等，等到世界末日仍未能夠點菜。
所以女人沉默不是代表不要麵包，沉默是因為諗緊。嗯，食麵包好易肥，但樓下那間店的麵包好香啊，食唔食好呢……而佢可能會諗成世，所以男人在這種時候應該幫她決定，買多一個麵包，十元八塊保你整晚耳根清靜，抵到爛。再醒你一個進階版，下次在買麵包這類小事情上，索性不要問女人，直接多買一份做保險。我有幾位男性朋友，他們為求自保，甚麼都買兩份，女友還在眾人面前誇讚男友細心。
當然，女人的沉默只會發生在日常生活的細節上，如果你問她：「買個Chanel手袋給你，要不要？」她零秒就會答你：「要！」。若要破財，見機即閃。但我想在這方面，大部份男人已相當有經驗，不用我多講了。各位男士，good luck。
http://hd.stheadline.com/news/columns/309/20160423/446712/
市場營銷是歧視？
自強不息 - 曾錦強
市場營銷是歧視？
2016年04月19日
一名男顧客到夜場消費，遇上「女士之夜」要付比女性高的價錢，向平機會投訴性別歧視，不但獲得受理，還獲法庭判勝訴。評論多指矯枉過正，我認為對於從事市場營銷的人士來說，更會隨時誤墮法網。
評論指這酒吧經營的是「任飲場」，由於男士酒量比女士大，所以收取較高費用很合理。正如酒店的自助餐，一般來說小孩的收費比較便宜，因為他們的食量較小。這是從使用量去斷定價格差異的合理性。
但從市場營銷的角度去看，即使使用量相同，價格也可以有差異性。多些女士入場，能吸引更多男士進場，小孩有優惠價，能吸引一家大小進場吃自助餐，為酒吧或餐廳帶來更多生意。很多商家願意做蝕本生意，就是因為這能帶來其他賺錢的機會。
市場營銷的工作往往由市場細分(market segmentation)開始，對於每個細分的市場，有不同的部署是很普遍的事情。例如電訊商可以因為學生的消費能力比較弱，給予價錢優惠，讓他們習慣使用該品牌後，成為忠實顧客，帶來長遠的收入。以平機會的邏輯，這可能會被控年齡或職業歧視。
某些品牌基於社會責任或公眾形象，會給予長者優惠，這也可能觸犯年齡歧視。如果同樣用量，付費便要相同的話，長者兩元乘車優惠，也可以觸犯法例，而這優惠更是由政府資助的。
市場營銷講求的是差異性，如果所有人購買同一商品，使用同一服務，要付同樣價錢的話，這等於斷了市場營銷的雙臂。
http://www.am730.com.hk/column-309856
鄭國渠與香港
戰略論 - 袁彌昌
鄭國渠與香港
2016年04月21日
鄭國渠的故事是這樣的：韓國水利學家鄭國是韓王派去秦國的「無間道」，誘使秦王興修水利工程，讓秦國傷民勞財，無力東征韓國，但最後卻歪打正著，「疲秦之計」造就了萬世之功，助秦一統天下。
秦國自商鞅變法以來就實行「農戰」，作為一個以農為本的國家，水利本就是國家命脈，不搞水利工程該搞甚麼？所以修渠能否疲秦是有商榷餘地的。同樣地，香港的根本一直都是它與世界各地的高度連接性(connectivity)，現在不建港珠澳大橋、高鐵和第三跑道，難道該「等運到」嗎？
疲秦之計的商榷地方使一些史學家認為真正的計謀，是要令秦國半途而廢，停止修渠，這樣既令秦國傷民勞財，又得不到實效。但無論那個才是真實版本，現在兩個版本都應驗在香港——該建的不建，建好一半的又不去完成，可謂連中兩計。
故事其實還有一個政治層面：前237年，丞相呂不韋因「嫪毐之亂」被罷免流放，鄭國的陰謀亦被曝光。這一事件成為秦國宗室大臣排外的口實，他們紛紛建議秦王嬴政驅逐外來人士，鄭國性命危在旦夕。就在此時，也在被逐之列的李斯寫下著名的《諫逐客書》，上書秦王，使他廢除了逐客令。秦王亦召見鄭國，鄭國坦承他是韓國派來的，但渠建成以後的確會對秦國大為有利，秦王認為有理，命令他繼續把渠修成，從此關中成為沃野。鄭國渠建成後15年，秦滅六國，實現統一。
說穿了疲秦之計不也就是「本土派」排外的藉口。所謂「功在當代，利在千秋」，港人沒有理由因排外拒共而因噎廢食、自廢武功。
http://www.am730.com.hk/column-310205
大學管理應正本清源
【財來有方】大學管理應正本清源 (方潤華)
iMoney – 2016年4月22日週五香港時間上午11:52
近閱報獲悉本港之部分大學捐款逐年減少、國際排名亦不斷下滑，究其原因或與近期這些大學泛政治化、亂象叢生有關。本港幾所著名大學都是政府資助，「公眾問 責」理所當然，不能以大學自主權、學術自由為名迴避管治失常這一核心問題。學生或有曠課、投入紛爭，各院校校董會也受困擾，校董會及校長也有苦衷及難言之 隱，恐怕把與學生的衝突擴大成為糾紛。
政治入侵 擾亂安寧
自2014年「佔中」事件後，政治勢力浸入校園，將校園清靜之地搞得不得安寧；在政治壓力下，學校管理層恐與學生直接衝突，對這種歪風不敢管也不能管，使得學術地位、國際聲譽每況愈下。對這一狀況教育當局應出力支持，家長、畢業生、舊生會等亦響應校長、校董會的號召為校譽出聲。
香港經濟自2014年發生「佔中」事件後元氣大傷。相信大家決不願意再看到動亂的發生，不想我們賴以自豪的高等教育再受打擊。「佔中」發生後，本港旅遊業及有相關行業生意銳減，為經濟發展敲響了警鐘。香港是一個缺少自然資源的城巿， 主要依靠金融、旅遊、購物及商品貿易支撐，如經常有動亂發生，勢必影響國際投資者及旅客信心，給未來發展前景帶來隱憂，今年經濟出現退步、民生受到拖累， 香港再也經不起折騰。
「佔中」事件後，據說一些大學收到的捐款比之前減少；申請到內地、台灣及外國讀書的學生亦相對比以前增加，可見部分家長及學生對學校的前景有所擔心。此外家長對目前校方管理鬆散、不盡職的現象頗有微言，對學生管制不足、自由有餘的做法也有些不滿，萬一學生參與違法行為被判處坐監，耽誤學業及個人前途（如將來找工作等），過分激進行動對培養人才、本身經濟有影響，值得各方檢討及反省。
六十年代美國加州大學發生嬉皮士風潮，學生以穿着奇裝異服、戴着腳鏈舉行集會及遊行來反抗習俗及當時的政治，對於他們的所作所為，巿民、家長都不同意，年輕人有穿着的自由，但以不影響學業、巿民日常生活為要，結果經過數月學校、巿面便恢復如常，乃明智的抉擇。
大學之道 明德格物
新近公布的《資助高等教育院校的管治》報告可謂對症下藥，有助各大學制定規範、撥亂反正。故希望各院校之校董會根據《報告》的六項建議做好管理，嚴格執行學校的規章制度或加強管治規則，有意見的教授可以循正途發表意見，但應為學生前途着想，以整體利益為依歸，對於違紀、違規的教師和學生先行勸告，若再不改可予以適當處分，重樹新風；同時校方多與學生及家長溝通了解、對話協商，消除誤解、求同存異，找尋和諧的路徑，符合「家和萬事興」的目標。
正本清源，大學之道在於「明德格物」，學校的主要職責是立德樹人，讓學生掌握知識、發揮潛能；更重要的是培養他們具有良好操守及優秀品德，朝着一流大學、一流人才的方向而努力。
作者：方潤華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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