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國際政治右翼興起，左翼備受批評，不少人認為只是短期風潮，但我並不這樣想，也相信Donald Trump、Boris Johnson、Le Pen的崛起，不能簡單以「民粹」視之。我的一位學界朋友如此分析「國際左膠」的結構性成因，很值得思考，解釋了何以不少大抵認同左翼理念的人，也很不喜歡這類風格。在讀書時代，我尊敬很多啟發思考、熱心助人的老師，但遇到愛教人怎做的「道德老師」，必敬而遠之。在西方，這是寧選真小人、莫選偽君子的年代，後者我在學界見得很多。
//左翼之「膠」，有結構性原因。其一在他們的信念從理想出發，無論是經濟上的均產，或是觀念上的文化共融，均是建立在超然現實的理念上。欲「以理殺人」，但卻擺脫不了自己也是人；欲道德綁架，但卻綁埋自己。其次則在左翼（理論上）深信人致善的可能性，卻將他們認為被壓逼的大眾視為聖人，即便罪犯亦會有自身的「故事」。然而，一旦對大眾失望（例如有不入教的人），便會指斥為痴愚無知，為使他們走上正路（即跟從左翼知識分子的指導過活），隨時無所不用其極。說到底，口說尊重眾生平等，寧聽不同「故事」的人，事實上自視為社會的菁英與先知，打從心底裏鄙夷別人。Karl Popper說“Those who promise us paradise on earth never produced anything but a hell”，就是講這種好為人師的偽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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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全球反精英主義的時代

在過去數年，全球政壇相繼右轉，不少依靠民粹作風爭取支持，從前主流評論、精英眼中「不可能」當選、「不可能」發生的事情，都已陸續出現。綜合全球右翼民粹立場，他們往往都對政治經濟「建制派」理論，諸如自由貿易、國際合作等持反對態度這些訴求自有不少根據。但他們為了帶動「普羅百姓」和「精英」的距離，卻同時開展了批判精英階層的運動，宣傳「精英」高高在上、只圖私利，不知民間疾苦，以突顯自己「接地氣」，卻已帶來社會長期撕裂。在右翼政黨競選口號中，「精英誤國」、「還政於民」的呼聲十分常見，也最受選民歡迎。美國特朗普、英國約翰遜、法國勒龐、意大利格里羅，都被傳統精英鄙視，卻都是用同一種語言，得到越來越多支持。

這現象就是學界所稱的「反精英主義」或「反智主義」（anti-intellectualism），它在各地各有淵源。例如根據美國政治經濟學家Thomas Sowell的論述，美國反精英、反智主義和民粹傳統，早在17世紀美洲殖民年代就已經萌生。彼時第一代美國人受夠了歐洲精英階層的壓迫，方才追求獨立，美國憲法「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正是當時新大陸平民對所謂「受教育的精英」的挑戰。歐洲貴族們即便飽學，卻缺乏實幹技能，難以獨立在新大陸開創生活，這更讓富於實幹精神的美國拓荒者們，對歐洲精英持批判態度。自此，對精英階層「離地」的批判，就成為美國社會文化的一部分。

美國反精英主義是相對由下而上的，但歐洲、亞洲的反精英主義卻多是由上至下的。例如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後，將「階級鬥爭」引入知識文化領域，將傳統精英學術階層置於工人農民階級的對立面，在重視後者文化程度的同時極力打壓前者，將眾多知識分子驅逐、流放，開啟了蘇聯壓迫精英的時代。共產中國和其他共產政權繼承了這一立場，以「文革」和赤柬大屠殺為高潮，中下社會階層普遍對知識分子、學術精英持負面態度，「公共知識份子」也從未得到西方的地位。在西歐，近代反精英主義的高潮也是與法西斯政權密切聯繫，後者倡導「理想」主義，對傳統學術批判思維進行打壓，以此消弭知識分子、傳統精英對政權的威脅。

不過進入21世紀，歐美亞太各國反精英浪潮幾乎同步勃興，背後卻有新一批結構性因素，不少都直接源自全球化時代。美國比較政治學家Duane Swank在探討全球化與右翼民粹政治的論文中指出，經濟全球化令各國國內社會經濟分層加劇，進一步擴大社會貧富不均。以菲律賓為例，近年儘管經歷高速經濟增長，但仍有近1/3人口每日收入處於貧困線下。隨著資本商品自由流動的，還有人口，而移民往往直接對本國社會福利資源分配造成衝擊，更容易引發新矛盾。

傳統精英學者往往強調全球化帶來的宏觀經濟增長收益，卻迴避對社會內部結構的衝擊；但另一方面，而立場偏中、左的政府，基於對「大愛」理想主義的追求，往往也未能有效處理移民一類問題。處於利益受損一方的中下層人民，自然認為那些精英階層（往往也是受惠於全球化的階層）是「離地」的，甚至有意「背叛人民」，因此傾向將選票投給反對資本自由流動、反對自由貿易、抵制移民的右翼政黨，以期反全球化政策措施可以保障自己的利益。

全球通訊技術革命、尤其是互聯網，更為全球各國右翼「聯合」提供了可能性。德國政治學家Sabine von Mering 和美國政治學家Timothy Wyman McCarty對歐美右翼勢力蔓延進行分析時發現，互聯網跨國界、跨階層的傳播性質，讓本來處於不同國家的右翼人士得以「聯動」，加上網絡虛擬空間更有「反建制」的天然優勢，因為傳統媒體平台往往被建制精英的觀點壟斷，而反建制者就過互聯網，將自己的不滿放大，造成更廣泛的跨國影響。這一生發於虛擬空間的漣漪效應，反過來影響現實政治，成為各國右翼政黨贏取支持的平台，更加速了右翼勢力在全球蔓延。

目前英國脫歐成功，特朗普亦爆大冷成為美國共和黨正式候選人，同樣值得注意的，還有G7 集團內的法、意兩國。法國「國民陣線」由老勒龐（Jean-Marie Le Pen）創立，他本人曾因替法西斯戰犯辯護而招致廣泛批評，正是法西斯時代反精英主義的代表。他的女兒馬琳．勒龐（Marine Le Pen）在這議題上與父親劃清界線，率領該黨以反自由貿易、限制移民、脫離歐盟為主打政策，在 2014年歐洲議會選舉中，戰勝傳統中間黨派，成為法國在歐洲議會第一大黨。2015年巴黎遭遇恐襲後，國民陣線在地方選舉贏得超過30％選票，一度成為受支持率最高的政黨。上週法國又遭恐襲，不少法國人都認為，國民陣線說出了他們「政治不正確」的心裏話；也唯有這樣的政黨，才可能挑戰法國精英把持二百多年的融和政策。

意大利的情況更有趣，前總理貝盧斯科尼原來已是民粹色彩甚濃的右翼領袖，經常挖苦精英，他曾率領右翼聯盟長期執政；傳統右翼分離主義勢力「北方聯盟」亦活躍意大利政壇，主張反移民和脫歐。但現在當時得令的「五星運動」比他們更右、更反精英，該黨成立於2007年，核心立場是歐洲懷疑論，領袖格里羅演員出身，在博客走紅，對精英強烈不信任。今年6月地方選舉中，五星運動拿下首都羅馬和工業重鎮都靈，代表Virginia Elena Raggi以67％支持率，成為羅馬史上首位女市長。雖然在目前意大利政體，五星運動不容易單獨執政，但帶動的連鎖效應，卻足以改變潮流。近年我們目睹的種種，恐怕只是開始，未來各國右轉趨勢恐怕愈演愈烈。傳統精英假如不能回應潮流，不止會被淘汰，甚至可能面對出乎意料的悲劇。

小詞典：亞洲民粹主義

在當下亞洲，「老牌民主國家」菲律賓也難逃右翼民粹政治影響，素有「獨裁者」稱號的「亞洲特朗普」杜特爾特高票當選總統，不惜進行法外處決，深受社會中下層人士歡迎。日本首相安倍對傳統精英十分仇視，多次整頓媒體和學界，但也享有全國高民望。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強調走「群眾路線」，雖然令不少自由派學者不滿，全國支持度同樣甚高。上述模式的始祖俄羅斯普京，民望更是居高不下，煽動民間反精英的手法一直行之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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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翼政治的興起：二十年前的預言

特朗普上台，自由主義者代表的全球化時代面臨重創，右翼本土政治的能量在全球爆發，今天這一切已經變得老生常談。其實早在二十年前，美國哲學家羅蒂（Richard Rorty）已經對這現象作出預言，回顧他的觀點，放在今天，依然醍醐灌頂。

羅蒂先後任教於美國名校普林斯頓、史丹福，1998年出版了一本闡述美國左翼政治文化的專著：《Achieving Our Country: Leftist Thought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在書中，羅蒂將20世紀美國左翼政治勢力分為兩類：「改革左翼」和「文化左翼」，二者皆認識到美國社會存在種種不公，都同意既有的政治體制未能有效解決問題，但在「如何解決問題」上，採取了截然不同的態度。

「傳統改革派左翼」以小羅斯福總統等為代表，主張在既有政治體制內，對「弱者」加以保護，通過漸進式改革，逐步消除美國社會的種種不公平。但這思潮在1960年代經歷了重大變化：反越戰、平權運動等社會議題，在美國高校師生中引發廣泛迴響，他們堅信美國政治體制本身背負缺乏人性的「原罪」。這批知識分子組成的「文化左翼」力量，將對政治社會現實的批判從經濟福利領域，轉移至社會文化領域，尤其強調「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 的重要性。在他們看來，美國政治體制的根本缺陷是只重視自我，漠視了由少數族裔、移民社群、政治異見者組成的「他者」。

循羅蒂的分析，自1960年代以降，美國左翼政治光譜越發向「文化左翼」陣營靠攏，知識分子和左翼政客將「文化多元主義」作為其核心政治理念，加以宣傳，大打少數族裔、移民身份認同牌，動輒宣稱「革命」，卻不再關心社會福利再分配等具體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執行。羅蒂預言，這一左翼思潮發展到極端，終會引發美國社會內部的強烈反彈，而反彈的重要誘因，正是20世紀末，高度經濟全球化對美國社會內部的衝擊。

藍領工人們（白人為主，但其實也包括少數族裔）將愈發意識到，華盛頓政客們一味藉助「文化多元」、「身份認同」等口號籠絡人氣、爭取（精英）選票，玩自己的小圈子遊戲，但並未把工人、乃至廣大中產階層的利益放在心上，更無心解決經濟全球化過程中，本地就業崗位外流、實際工資停滯等經濟福利問題。對於這些中產、本土社群而言，自己已經被一個受「全球化、多元化」論述裹挾的美國政治體系拋棄。1960年代文化左翼呼喚的「革命」，如今卻成了這些真正需要「革命」的被遺忘者討厭的對象。

羅蒂的下一個預言更重要，就是「被遺忘者」的訴求，將會呼喚「強人政治」，因為美國本土中產社群不再信任既有的憲政民主體制。他們需要一個有意凌駕於制衡機制之上的強人，作出「新革命」的承諾，通過推翻既有的政治格局，來讓本土社群的利益訴求「重見天日」。羅蒂本人於2007年逝世，倘若他活在此刻，對於自己二十年前的預言成真，不知作何感想。

在羅蒂對左翼的分析之中，說的雖然是美國，但有不少觀點都對全球其他地方，都深具參考價值。首先，在1960年代，全球「文化左翼」們追求的社會公平，是建立於強調少數族裔、移民、政治異見者們作為「他者」的不同基礎之上，並集中火力譴責既有政治體制缺乏對「他者」的認可和尊重。這種「非他即我」的二元對立思維，和相應的「政治正確」敘述，經過公共輿論渲染，已經在社會內部埋下了社群對立的種子。在來勢洶洶的經濟全球化、人口流動大潮面前，自身利益受衝擊最嚴重、卻又最不被政府關注的本土普羅大眾，自然延續了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將「本土利益」與「全球化」放在對立的兩極。今天圍繞「本土主義」和「全球化」的大分裂局面，幾乎在任何地方都存在，其始作俑者，正是當年鼓吹激進革命的左翼先鋒們，這不能不說是歷史的諷刺。

其次，美國的文化左翼陣營一心建構、維護「他者」的身份認同，卻在政策實施環節中，對美國社會受到的衝擊視而不見，殊不知後者同樣也影響著美國社會身份認同的演化。傳統的「美國夢」，乃是美國人憑藉勤奮努力，擁有一份穩定的工作，獲得可以實現自我發展的收入，作為中產階級，融入本地社群，到了老來領取退休金，目睹兒孫自強。然而，隨著經濟全球化、勞工全球流動，上述生活發展模式，已經被完全打破：全球化時代中，美國本土的「中產」面對外來勞工的激烈競爭，工作不再穩定，更難奢望退休後的社會福利保障；為了養家，他們不得不身兼數職，在不同的身份角色之間轉換奔波。對這些人而言，「全球化」帶來工作生活模式的改變，大幅削弱了傳統意義上「美國人」的身份認同和利益訴求。這些變化都是由偏袒全球化精英的社會經濟政策引發，這卻是「文化左翼」陣營無視的。這種對缺乏保障的「全球化新生活」的不滿，同樣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例如在香港，上一代批評新一代、新一代不滿上一代有真・退休金保障，正是同一現象的反映。

最後，文化左翼陣營所呼喚的「人性」、「多元」等政治話語，實際上是在解構傳統美國人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試圖將社會對美國這一國家的情感，「升華」到對「全人類」的情懷；而同一努力，也在世界各地出現。這是典型的左翼烏托邦訴求，一方面削弱了「國家」的神聖、必要性，另一方面又無益於社會政策實踐，結果往往十分「離地」。更諷刺的是，在飽受激進左翼輿論轟炸、政策無視之後，美國本土主義者的訴求中，傳統美式愛國主義對民主、自由等理念的追求，逐漸被現實主義取代。本土美國人越發將「國家」視作自己利益的保護者，呼喚強勢政府、政治強人；只要能在動蕩的全球化大潮中保護自己，哪怕將選票交於一個威權政府、乃至獨裁者，也在所不惜。

一旦這樣的社會思潮變成結構性，美國未來的政治生態更容易朝威權主義傾斜。雖然國內有眾多制衡，但假如有一半民意積極支持這條路線，以足以根本顛覆美國立國之道。舉一反三，全球各地能適應全球化時代的精英愈來愈不需要政府，自認被全球化弄得成為輸家的一半人，對「國家」機器的期望卻愈來愈大，而各國政府真的能做的事其實又很少，訴諸情感宣洩的「後真相時代」、民粹主義，就應運而生；政府和「去政府化」的精英，也就構成另一種對立。

如此看來，今日全球右翼、本土主義崛起的基礎，早在上世紀就被左翼激進主義奠定，而至今各國左翼依舊沒有從中吸取教訓，令人不安。

小詞典：非裔美國人民權運動

美國近代民權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自1950年代興起，至1970年代為高潮。在這場運動中，美國黑人為爭取與白人同等的社會權利，而發起非暴力抗爭，他們也得到不少美國白人自由主義左派的支持。在1970年代，民權運動與反越戰運動交織，成為美國近代史上規模最大、影響最深遠的社會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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